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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劉曉波而言，政治始終不是他的強項，比政治更加重要的，乃是人性。

劉曉波本來是個詩人和美學家，性情也是如此，卻被迫成為人權活動家和異議知識分子的領袖。

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，這二十多年他一直無法過正常的生活；而如今，他年過半百的人生經歷，與中國當代歷史的波動緊密呼應，並發揮著啟迪人心的無限影響力。

本書作者余杰是劉曉波這十餘年來最親密的朋友和助手之一，參與了二十世紀九○年代末以來劉曉波從事的所有人權活動。

二○○八年劉曉波因組織和起草《零八憲章》被捕後，余杰便著手撰寫本書，他不僅從劉曉波的日記和筆記中蒐集並考察大量第一手資料，並在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的引薦下，訪問了五十多名在劉曉波生命的各個階段與他有過深入交往的人士，當中包括了劉曉波的親人、同學、好友、西方漢學家和媒體記者等，而這也使得本書堪稱為到目前為止以劉曉波為主題的書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傳記。

本書得到劉霞的委託授權，她並親自與余杰討論全書內容，成稿過程歷時三年餘。書中細膩記錄劉曉波求學過程、愛情故事、參與人權活動始末，更旁及他的政治理念及以和平手段爭取人權的理想，生動描寫了劉曉波直率浪漫的性格，與其充滿戲劇化的人生，是一部可讀性高且具學術參考價值的經典之作。

作者簡介

余杰

一九七三年生於四川成都，為中國引領一時的暢銷作家、享譽海內外的公共知識分子。就讀北大中文研究所期間，出版處女作《火與冰》。該書犀利評論大陸政治、社會、教育時弊，驚動學界與文壇，印行上百萬冊。當時在獄中的劉曉波讀到此書，出獄後主動與余杰聯繫，兩人成為莫逆之交。

余杰自《火與冰》一書成名後，開始受到當局嚴密監視，更在當局的干預下，自研究所一畢業即失業，從此靠寫作維生。他將個人遭遇改寫成自傳愛情小說《香草山》，備受年輕人喜愛。二○○四年因協助劉曉波編寫中國人權狀況報告，遭警方傳喚，著作自此全面遭禁，但仍筆耕不輟，持續批判，在海外出版著作十餘本，發表文章上千篇，成果豐碩。

二○一○年十月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，當局惱羞成怒，余杰亦受波及，遭到軟禁、監視，甚至酷刑至昏死。經過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掙扎，最後選擇離開中國，於二○一二年一月攜妻子和幼子流亡美國，並以「在自由世界中不斷寫出不負朋友們期待的好作品」自許。本書為流亡後出版的第一本著作。

第一章〈黑土地上一少年〉

一、共產黨將軍的兒子

在專制國家，要成為一名堅持真理的異議人士，所付出的代價是很難擁有正常的家庭生活。

緬甸的翁山蘇姬（Aung San Suu Kyi）女士，為了留在祖國帶領同胞爭取民主，放棄了在英國牛津習以為常的賢妻良母角色。緬甸軍政權不給她的家人簽證，企圖以親情逼她出國。在丈夫麥可（Michael Vaillancourt Aris）重病的時候，翁山蘇姬沒能前去照料；直至麥可去世，她也未能與之見最後一面。不過，「他們一起作出了決定，這是很堅貞的情義」。

與之相似，劉曉波在反抗暴政的同時，也未能一併擔當起好丈夫、好兒子和好父親的多重角色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，讓劉曉波最痛心的結局，是與妻子陶力離婚。離婚協議送到監獄中之時，他平生唯一一次如此吃力地簽上自己的名字—以往在無數崇拜者索取簽名的筆記本上簽名，他的筆跡是何等瀟灑流暢。

在離婚協議中，雙方約定，他們的兒子劉陶由陶力撫養。那時，劉曉波尚在獄中，根本沒有條件和能力養育孩子。即便出獄後，他的生計也沒有著落，長期處於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，只能讓兒子跟著母親和外公、外婆過。

這段時間，是劉曉波人生中的最低潮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：「我不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，儘量縮小社交範圍，更不想多見那些因『六四』而受到某種牽連的人。看書、念英文、和女朋友相愛、和朋友聊天，時常去看看病中的前妻和八歲的兒子。」

不久後，陶力移居美國。兒子劉陶住在外公、外婆家，直到中學畢業後才赴美念大學。在這幾年裡，劉曉波偶爾去探望兒子，這是他與兒子之間非常有限的一段接觸。後來，在被勞動教養的三年裡，劉曉波只好委託新婚的妻子劉霞去探望孩子。劉霞在探監之後，又不辭勞苦地去探望劉陶，成為父子間溝通的一個管道。而劉曉波第三次出獄時，兒子已經赴美留學。

在長達十幾年時間裡，陶力的父母陶德臻、浦漫汀這對老夫婦，在外孫劉陶身上傾注了無盡的心血。外公、外婆輪流從早到晚照顧孩子的衣食起居，陪他做功課，給他開家長會，還常常帶他出去玩，包括同事間的聚會也常常帶著他。小小的流著鼻涕的陶陶，在年過花甲的外公身邊，不像個隔輩的外孫，倒更像是「陶家小老四」，外公、外婆的「小老疙瘩」。

劉陶的姨媽陶寧在一篇回憶父親陶德臻的文章中寫道：「您最鍾愛的外孫陶陶，現在不僅長得比我們三個都更像您，虎背熊腰，而且舉手投足，言談舉止，處處和您如出一轍！看著這孩子，媽媽和我常常會突然愣住──我們眼前的，明明就是一個年輕的您啊！他超乎常人的優異成績，他令人讚歎的仁義心腸，他的德才兼備，至善至孝，都使周圍的人驚異萬分，常常有人向姐姐『取經』，問這樣的好孩子是怎麼教育出來的。姐姐總是告訴別人，這孩子是他外公帶出來的！」

本來，兒子應該最像父親。父親的角色在劉陶的生命中缺席，便只好由外公來扮演。陶德臻去世後，劉陶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：「我是在外公家長大的。在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，我有幸體驗到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祖父的愛。」外公每天都帶他去買菜，每次一進商店，劉陶就會直奔點心櫃檯衝去。劉陶特別喜歡那家店裡的法式點心，每次總要外公買幾種。那些點心一塊就要四元錢，小孩子根本不知道，這個價格是非常貴的。外公從不在孩子的面前表現出嫌貴的模樣，讓孩子隨便要。也許，外公心裡想，這個孩子太可憐了，父親幾次入獄，母親遠赴美國，所以要盡可能地滿足他物質上的要求。

幾年後，劉陶長大了，他才知道，每月花二十多元買點心對於這個家庭是很奢侈的。那時候，外公作為大學教授，每月的工資只有兩百多元，用在給外孫買點心上的錢就占了他工資的十分之一。外公為了省錢給外孫買點心，自己早上只吃稀粥和鹹菜。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劉陶跟外公的感情很深，跟父親的感情很淡。二○一○年，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，劉陶剛滿二十七歲，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，也許已經入籍成為美國公民。這個六歲的時候就失去了大部分父愛的孩子，早已大學畢業，大概也成家立業了，卻不曾在任何媒體上公開談及父親。也許，未來總有一天，劉陶會理解父親為中國走向民主化而付出的巨大犧牲，並為有這樣一位父親而感到自豪。

劉曉波曾告訴朋友，最近這些年來，他與兒子聯繫很少。從私人領域的父子情感而言，他在「六四」屠殺之後便失去了唯一的兒子—儘管不是永遠地失去。在他的心靈深處，這是一個多大的隱痛啊。

孩子遠去了，劉曉波確實是一個不稱職的父親。但比之悲慘千百倍的，是那麼多孩子在那個夜晚和那個黎明死去，那麼多的父親和母親喪失了他們本來的名份。在這個冰冷的世界上，再也找不到那些笑顏如花的孩子，但是，每一個孩子都沒有被毀滅，因為劉曉波堅信：「每個夜晚／亡靈都能觸摸到母親的天空／像十月懷胎／傾聽母親的心跳。」從那天晚上開始，劉曉波便是為這些死去的孩子而活。